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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督体系在构建之初并未进行系统的设计和规划，而是在国家体制变迁的背景下渐进发展起来的。

这一监督旨在维系代表—人大—人大常委会的意志同一，防止代表偏离人民意志，也防止人大常委会将自身的意志凌驾于代表的意志之上，保证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人民意志的遵从。关键词:  监察体制改革。

对于任何报案或举报，监察机关都应接受，并按规定进行分类处理，保证监察全覆盖。有学者认识到，与传统权力监督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不同，现代监督体系是一种循环监督链，强调各监督机制间的协调配合。杨建国：《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境遇、机理与治理》，《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公权力违法行为往往掺杂着行使公权力人员的贪腐渎职行为。《监察法》第34条初步建立了其他国家机关向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的机制，但监察机关向其他机关移送的机制尚有待建立。

因此，政协的民主监督首先是针对执政党关于国家总体战略决断及其贯彻落实情况的批评建议和民主审视，以此延伸至对这一过程中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纪守法和工作作风的监督。也有学者基于腐败总具有权力行使人与权力之间的融合关系的认识，提出对人监察与对事监察的界分。从某种意义上，我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就是一项祛魅的社会学研究，而这种祛魅很大程度上在于将美国宪法历史化和政治化，即将其置于美国特定的历史场景和政治场景中，考察美国宪法如何解决美国人面临的具体政治困境，同时又如何制造了新的政治困境。

而如何弥合这种断裂，推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对话从而重建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无疑成为开展学术研究的任务。然而，恰恰是福柯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让人们意识到新的法治依然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方式，法治取代人治仅仅是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晚清以来的国家转型必须放在中西文明撞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撞击实际上体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让所采用的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展开对话，还要让理论与产生这种理论的具体社会生活和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展开对话。

由此，我模仿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论这个概念，提出了权力的组织网络这个概念，将党支部、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之类的组织建设与宣传动员、群众路线之类的民主政治以及马锡五审判、司法调解等放在同一个知识考古的地层上进行讨论，从而展现国家法是如何借助这些新兴的权力的组织网络渗透到传统的乡村社会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改造。虽然在硕士时期的论文写作中，诸如权力技术之类的概念已经在运用，但对福柯著作的系统阅读却是在博士时期的福柯小组中。

正是从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出发，中国共产党党章无疑是中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宪政体制乃是党领导国家的党国宪制。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集中在第一个向度上，那么与规范化讨论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就是围绕第二个向度展开的，即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本土，从本土经验出发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直接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因为西方理论是从西方特定的历史经验出发所提炼出来的。无论解构主义还是虚无主义都体现出思想上的西方特征，即基于基督教文化传统在经历上帝死了之后所面临的思想精神困境。由此，在19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追问如何提问这个问题乃是社会科学研究内在规范、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内在要求，是建构非官方公域的市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通过参加这样的讨论逐渐加入到新兴的学术共同体，我的思考兴趣从原来的法哲学、法理学问题转向了法律社会学研究。由此，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构成历史性的循环。而这样的问题不是直接回应每个具体的政策或者治理问题，而是回应具有长期性、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以深化我们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解，并以此建立起评判现实的政治和治理问题的尺度和准则 其二，究竟以怎样的规范来研究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精英与大众的问题。如果说杜赞奇提供的概念是一些谁都可以用来分析的理论工具，那么吉尔兹提供的概念则深深地镶嵌在对经验现实的描述中，任何脱离这种经验生活的抽象运用都会让这些概念变成僵死的教条而不再具有这些概念本来就有的鲜活生命。

就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文中，他开始追问为什么中国学者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未能反省所采用的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由此他对大多数学者在市民社会理论中所假定的现代化框架展开了批判。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从开展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起就一直在探寻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就在于保持中国学人的主体性，保持中国文明传统和探寻历史发展道路的自主性。

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邓正来在体制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本身就是践行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典范，其独立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有赖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所提供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营造出一种独立于官方学术体制之外的公共空间。

由此，市场经济、法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的18世纪原则不过是一套新的治理术，是一种隐蔽、迂回、精巧、经济的治理术。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最终给我带来一个理论上的挑战：怎么看待新刑法取代旧刑法这个历史事件？按照主流法学的18世纪原则，新刑法代表着启蒙思想的胜利，是自由战胜专制、法治战胜人治、光明战胜黑暗的胜利，是理想中的法治社会的开端。法学不再是对法秩序的理性把握、反思和批判，而是变成对18世纪原则的宣讲。事实上，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根本的区分，也未能在理论反思中清晰地将二者区分开来。美国的自由灯塔乃是非西方国家获得救赎的明灯。如果说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是一项社会学的祛魅工作，那么我对中国宪法的研究也始终坚持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展现源于西方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词（表达）与中国政治法律生活经验的物（实践）之间的断裂，正是在这种断裂中展现中国政治法律实践的内在逻辑，并试图给其找到新的理论表达。

而在这个学术风尚的塑造中，长期在体制外被称为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在学术活动组织和学术空间建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从如何提问、如何建构问题出发，苏力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解释理论提出了批评。

然而，这样一种简单的理解往往面临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挑战，以至于我们必须在双重历史化的基础上展开双重对话，即我们只有将我们的研究置于现实的历史处境中，并将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也放置在产生这种理论的现实历史处境中，我们才能将学术研究看作是一场理论与实践跨越时空、跨越历史文明的对话，这既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也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产生这种理论的历史经验之间的对话。如果说苏力秉持法律功能解释来批判梁治平主张的法律文化解释，那么我们恰恰要注意，在西方人类学传统中，梁治平所倚重的吉尔兹的文化解释理论恰恰是在批判马林诺夫斯基以来形成的文化功能主义的实证主义传统

其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三大核心要义之一。为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法治作为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还创造性地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党和国家、社会治理各方面。

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必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中之重。党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和切实落实。

道德大多依赖于人们的自觉遵循，无法强制纠正和大力惩戒失德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体系，必须同社会主义属性相配套。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并深刻阐释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为何相结合、如何相结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彰显法治与德治合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就决定了它的属性必然是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以大法治格局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坚持依规治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在管党治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本质上也属于法治建设。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道德滋养对于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体系建设全过程。党领导人民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规治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所以成效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把法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有效运用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